?堅定信念：“近平在困境中實現了精神升華”
1972年，近平追求進步，要求入團，但他這個事情卻是一波三折，費了很大的勁。他先后寫了好幾份入團申請書，交給公社的團委書記，直到那一年秋天，他才正式被批準入團。到了1973年，我們縣上招聘農村青年積極分子，就把近平調到賈家坪公社的趙家河村去主持社教工作，他在趙家河把社教工作搞得有聲有色，帶領村民造壩地也造得很好，跟村里人的關系也處得非常好。趙家河人一看近平這么能干，群眾關系又好，就想把他留下，不讓他回梁家河。我們梁家河不同意，堅持要他回來——近平是我們的人，咋能去你們那干了幾個月就成了你們的人哩？后來問近平的意見，近平說：“我還是回去吧！我從梁家河出來的，我還回梁家河去。”就這樣，1973年7月，近平又回到了梁家河。
回到梁家河以后，村里想讓近平在村里主持工作，但他還不是黨員，申請入黨就成了當務之急。于是，近平寫好了入黨申請書，我和梁有華當近平的入黨介紹人，我就組織開了一個黨員會。黨員會上，大家都同意近平入黨，之后我又開了支部會，同意接收習近平入黨。支部通過以后，我就把這個材料拿到公社，但是公社當時的書記不批。他還批評我說：“你這個梁玉明這么膽大，你敢把‘黑幫子弟’介紹入黨！”我跟他說：“近平是不是‘黑幫子弟’，現在還沒有結論。況且，考察青年入黨，還有一項是重在個人政治表現。政治表現好，就可以入黨。”書記說：“你哪里看到這一條？”我說：“紅頭文件有，中央發的。”雖然我把書記說得啞口無言，但是頂撞得他很不高興，所以那次也沒有批。
我回來把這個情況跟近平一說，近平也在意料之中，他說：“唉，我知道公社不會批。”我說：“那也不是你的錯，公社不批是不對的，他沒理由不批。”
就這樣，近平前前后后一共寫了好多份入黨申請書，由于家庭的原因都沒有得到批準，這實在太說不過去了。后來，公社換了新的書記白光興，他比較看好近平的能力，公社黨委認為不能因為當時習仲勛同志的問題影響習近平入黨，于是將他入黨的問題交到縣委去研究。當時的縣委書記也很重視這個問題，經過縣委研究討論，1974年1月批準了近平入黨。近平入黨的時候，正好趕上村領導班子換屆，我們村上就召開了黨員會，推舉習近平擔任梁家河大隊黨支部書記。我則擔任大隊革委會主任。
——梁玉明《近平敢說敢做敢擔當》
那時候，在農村，“地、富、反、壞、右”的子女就不允許入黨；他們這些城里來的知識青年，則是“黑幫子弟”禁止入黨。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你的“血統”——也就是“成分”，首先決定了你能不能成為黨員，然后才看你工作怎么樣。像近平這樣，無論他工作多么上進，對黨多么忠誠，但因為家庭的原因，入黨的希望非常渺茫。
我是1969年入黨的，知道審查過程非常嚴格。當時，我寫了入黨申請書，組織上首先調查申請人自己有沒有政治上的問題。這一關過了，再把申請人主要的親屬關系、社會關系都調查一遍。經過調查，如果申請人的親屬沒有坐牢的，沒有“地、富、反、壞、右”，工作表現也好，這才能入黨。如果申請人的親屬有問題，就入不了黨。
近平出生在革命家庭，從他的成長環境和家庭教育來說，他對黨的忠誠可以說是與生俱來的，他肯定是想入黨的。他這個人一旦認準了的事，是很執著的，決不會輕易放棄。據我所知，他反反復復寫入黨申請書，交到組織上很多次，但是每一次都遭到冷遇，主要原因就是他父親習仲勛的所謂“問題”。
但是近平沒有放棄，他一次又一次地寫入黨申請書。而且，他這個人工作努力，在我們當地是有口皆碑的。文安驛當時的黨委書記看到這種情況，也拿不了意見，就親自到延川縣找當時的縣委書記申易請示。
申易調查了近平本人的表現，了解到他工作非常突出，群眾反映一致很好，完全符合一個共產黨員的標準。申易也是陜甘邊區的革命后代，對習仲勛的政治品質非常了解，對當時迫害老干部及其家屬、子女的做法非常不滿。因此，在申易同志的全力支持下，近平終于入了黨。
——王憲平《“近平是靠自己踏踏實實干出來的”》
我們社員之間說到近平，無論男女老少，對他的印象就是，這個人話不多，平時不說是不說，但是一說就能說到點子上。現在我們回過頭來看，近平當我們梁家河的支部書記，并不是偶然的，那時候村里沒人對此感到意外。
一方面，當時的農村，有文化的人很少，近平有文化，說話辦事很穩妥，考慮問題也很周全，這在當時的農村，是很難得的人才。而且，近平在當支部書記之前就已經參與村里的管理工作，和村民關系非常融洽，再加上他在趙家河主持過社教工作，農村的這些生產生活、大事小情，他都已經很有經驗了。
可以說，1972年到1973年這兩年，是近平人生的一個轉折點。大部分知青都走了，但是近平因為父親受到政治迫害，就是走不了。那個時候，近平的思想有很明顯的轉變。他漸漸意識到了，他苦苦期盼的光明大道，其實就在自己的腳下！我雖然1973年就去上學了，但是只要一回來，我就到近平的窯洞里去拉話。我記得近平跟我聊過他那時候的想法：“我為什么就不能在梁家河扎根呢？我為什么就不能留在這里為老百姓干好事呢？自己的路自己走，自己的事情自己干！”有了這種思想和意識，再加上自己的思考和努力，近平確實干了好多事情，而且都是實實在在的事。可以說，近平那個時候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就開始形成了，他主要想的就不是自己的前途，而是怎么能做好村里的工作，怎么能讓群眾的生活好起來。
后來村里有一些招工的名額，我看近平都沒有報名。他想的是帶領村里人一起脫離苦日子，而不是自己一個人離開農村一走了之。所以，近平當支書以后，給村里做了大量的實事、好事，他當時帶領社員做的很多事情，到40多年后的今天還在發揮作用。如果近平沒有扎根農村的信念，沒有為人民辦實事的理想，根本不可能做這么多好事，也不可能在農村待這么久。他后來上大學，是為了更好地深造，更好地為人民做事情。從另一方面來說，正是因為近平有在農村生活的經驗，對很多農村的問題有深入思考，才有了這么明確的方向，把工作做得這么扎實。
——武暉《“近平既一心為民辦事又善于為民辦事”》
近平來梁家河這么多年，追求進步，一直在寫入黨申請書。要當村支書，還要解決入黨的問題。
從各方面的考察來看，近平完全符合黨員的標準。唯一的問題是近平父親的問題。我和近平比較熟悉了，他對我說他父親因為一本小說《劉志丹》被定為重大問題，我就知道了他父親問題的前前后后的過程。我當時的想法就是，習仲勛在陜北鬧這么多年的革命，還當了中央的大官，就因為這么一本小說被打倒了，家里人都為此受了不少罪，可不能讓這個事情再影響近平的發展了。再說，入黨關鍵還是要看本人的表現，只要本人符合黨員標準，就可以發展嘛！
……
其實，大家心里都清楚，習近平十幾歲就來插隊，他的父母很年輕就出來干革命，社會關系都不存在問題，核心就是怎樣看待習仲勛的問題。習仲勛是國家的副總理，因為《劉志丹》這本小說出了事情，家庭受到了影響。
后來大家就開會討論這個事情，形成的基本意見就是：近平來到我們村這么多年，他的情況大家都了解，他的表現大家也都看到了，不能讓近平再受到影響，可以發展他入黨，所以組織上批準他入黨并擔任大隊黨支部書記。
——劉明升《“近平立志辦大事，不搞形式主義”》
近平在政治上積極要求進步，1973年入了團，1974年1月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那個時候入黨沒有預備期，一批準就正式成為黨員。
近平入黨的過程，現在社會上流傳很多說法，有些是不嚴謹的，有些是不真實的。因為我是親歷者之一，整個過程我都比較清楚，所以有必要在這里把我知道的一些實際情況講一下。
當時，我們公社黨委書記白光興思想比較解放。一度，梁家河大隊很需要一位有能力的年輕人來當黨支部書記，帶領社員好好干一些事。那時，原大隊書記梁玉明當干部時間也有點長，年齡也有些大，且他主動讓賢，多次向公社黨委推薦習近平入黨，當大隊書記。可以說，梁玉明的想法與我們不謀而合。但當時近平還不是黨員，對此，公社黨委就把習近平入黨問題納入視野，重點培養。應該說，在那個時候公社黨委就已經準備接納近平入黨了。
我們公社黨委第一次討論研究近平入黨時，雖然大家都認為近平表現好，群眾威信高，符合入黨條件，一致同意批準他為黨員。但為慎重起見，他的父親習仲勛當時在洛陽“下放”，還需搞個外調比較好。這樣我們就落實公社組織干事王學禮聯系有關部門發函外調。沒多久，洛陽方面就回了個函，公社黨委班子成員都傳著看了。函上說：習仲勛的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子女升學、就業不受影響。有了這個函，公社就及時召開黨委會議，研究決定習近平入黨，并任命他擔任梁家河大隊黨支部書記。近平入黨和當支部書記是一個會上研究的。我記得當時會上梁家河大隊一起還研究批準了兩名黨員。
那個時候入黨，沒有人情關系一說。近平入黨，當村支書，完全是因為他自己積極要求進步、努力工作、受到群眾擁護的結果。近平那個時候沒有任何人情和關系可以依靠。他就是個普通的北京知青，千里迢迢到這窮鄉僻壤來插隊落戶。加之，他父親習仲勛當時還在受政治迫害，沒有“解放”，這個情況只會阻礙他入黨，對他沒有任何幫助。所以，近平當時能入黨就是因為他完全符合共產黨員的條件，并且多次寫了入黨申請書，積極要求進步；他能當村支部書記，就是因為他勞動吃苦，群眾基礎又好，大家都擁護他。
近平上任以后，不僅自己積極勞動，還帶領廣大社員治溝打壩、植樹造林、大辦沼氣，各項工作開展得有聲有色，受到公社的一致好評，公社黨委對梁家河大隊的工作充分肯定，很滿意。我當時在上文安驛大隊蹲點，按公社統一安排，帶領廣大社員大辦沼氣，也做出了一些成績。所以對近平辦沼氣的事情了解得比較多。近平確實善于思考，也敢想敢干，還到四川綿陽考察學習，回來后就在村子里搞了第一個沼氣池，也是全縣第一口沼氣池，引起縣沼氣辦的重視，同時也得到省、地的關注和支持，專門到梁家河大隊召開現場會。近平帶領梁家河村民大辦沼氣，一方面解決了社員的照明、做飯、取暖等問題，同時沼氣廢料也是一種很好的肥料。一舉多得，有力促進了梁家河大隊的經濟發展，改善了群眾生活條件，深受各級領導一致好評和表揚。
——楊世忠《“近平當村支書就是因為大家都擁護他”》
1972年5月，我由延川縣革委會辦事組副組長兼整黨建黨辦公室主任崗位，調到文安驛公社任黨委書記。在任期間，親歷和經歷了習近平入黨、任大隊黨支部書記、推薦上大學的過程。習近平在梁家河插隊期間，包括我在內，經歷了公社三屆領導。對前兩屆關于習近平的入黨申請和審批情況，我不清楚。
1972年秋冬，公社搞政工的同志向我談了習近平插隊以來入黨申請問題。過去因各種原因他的入黨問題一直未能解決。從這時起我們就開始關注這個問題，并按照習近平在之前寫的入黨申請書中所提供的情況發調函。因當時還處于“文革”動亂期間，公社對外省函調有限，搞政工的同志就和縣委組織部門經辦人員商定，以縣委組織部名義發調函，先把主要親屬的情況搞清楚。
到1973年，主要親屬已函調清楚。1973年8月，公社接到了梁家河大隊黨支部上報的習近平新的入黨申請書，公社黨委在討論他入黨的問題時，與會同志列舉事實，說明習近平從千里之外的北京來到艱難困苦的陜北農村安心插隊鍛煉，在這四五年時間里和村里農民勞動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建立了深厚感情，在生產勞動中有苦干實干精神；還能認真學習、刻苦鉆研，政治上積極要求進步，已具備入黨條件，但在入黨材料中缺少其父親的旁證材料。因習仲勛的問題屬于什么性質的問題我們不清楚，但公社黨委認為不能因為習近平父親的問題而拖住他本人入黨。會后，公社黨委直接向習仲勛當時所在單位發函外調，只詢問他的問題屬于什么性質的問題。很快，習仲勛所在單位黨組織回函稱，習仲勛的問題屬于人民內部矛盾，不影響子女入黨、升學。
這一旁證材料解決了問題，為習近平入黨、任大隊書記和推薦上大學提供了重要依據。公社收到旁證材料時，梁家河路線教育已進入中期，我和公社副書記交換意見，認為習近平表現好，直系親屬的情況已清楚，入黨問題待路線教育后期組建新的領導班子和發展新黨員時一起研究解決。
1973年，正處在農業學大寨的熱潮中。農業學大寨，關鍵在領導。當時，在各大隊領導班子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是，有的大隊領導班子軟弱渙散，戰斗力不強，有的大隊領導班子年齡偏大，思想保守，邁不開大步。針對存在的問題，公社黨委認為要推動農業學大寨運動發展，首先要逐步解決各大隊領導班子的問題，把一些有能力、有作為的青年提拔到大隊領導崗位，帶領群眾大干快上。公社采取的主要方法就是開展路線教育，第一批路線教育就確定為梁家河等兩個大隊。由公社領導負責組成路線教育工作組進駐大隊。時間大體定為5個月，從1973年8月開始到12月基本結束。在路線教育過程中，公社領導就開始考慮大隊黨支部書記的人選問題。在梁家河大隊第一個考慮的就是習近平。因為公社干部和群眾對習近平的評價很好，而且他經過農村社教工作的實踐鍛煉，當大隊主要領導是個合適人選。當時的大隊書記梁玉明也到公社提出讓賢，推薦習近平擔任黨支部書記，和我們公社黨委的想法不謀而合。
在路線教育后期，梁家河大隊路線教育工作組和黨支部將發展新黨員的名單呈報公社。公社黨委及時召開黨委會研究批準習近平等同志為中共正式黨員。因為當時的新黨章規定，對申請入黨的人，有的人可以沒有預備期，直接接納為正式黨員。公社黨委的批復函到了大隊后，大隊黨支部召開新老黨員大會選舉產生了新的支部委員會，支部委員會選舉習近平為支部書記，上報公社。與此同時，下文安驛大隊將支部主要領導的調整意見上報公社。于是，公社召開黨委會，研究同意兩個大隊黨支部的意見，批準習近平任梁家河大隊黨支部書記，曹和平任下文安驛大隊黨支部書記。
……
習近平擔任梁家河大隊支部書記后，新的領導班子精神面貌煥然一新，1974年春天就出現了生產熱氣騰騰的新局面。習近平能夠想群眾所想，急群眾所急，面對貧困山區農民缺柴少炭現象，思考著群眾生活迫切需要的做飯照明問題。當他在報紙上看到四川省綿陽一些農村搞沼氣用來做飯照明的消息后，就積極建議縣里派人到四川實地考察沼氣池建造技術，并參加了縣里組織的赴四川考察學習辦沼氣的工作。回到大隊后，他宣傳群眾、組織群眾，建成了陜西省第一個沼氣村。公社為了把梁家河大隊辦沼氣的經驗推開，組織各大隊的石匠到梁家河大隊舉辦沼氣學習班，學習后回到各自的大隊建沼氣池，因此在全公社也出現了大辦沼氣的熱潮。梁家河大隊辦沼氣的消息很快就傳到縣上、地區和省上，陜西省科技局于1975年7月下旬，在延川縣召開全省沼氣利用推廣現場會議，到梁家河大隊參觀沼氣，習近平個人也被評選為縣、地區先進知青和學大寨典型。
公社在整頓大隊領導班子的同時，也著手對公社領導班子進行充實調整。首先，在公社干部和蹲點干部中先后選拔了年輕有為、成績顯著的三名同志報上級批準任公社副職領導。再擬選拔一兩名年輕有為、在生產第一線有突出成績的大隊書記充實到公社領導班子中，當時公社看中選拔的第一人選就是習近平。準備呈報上級批準后，任公社副書記一職。就在這個時候，1975年秋，縣上給文安驛公社分配了兩名上大學的推薦名額。當時公社有幾十名知青，有些知青當著公社干部提出要求把自己推薦上去。公社經過對比分析，認為習近平有理論、有能力，成績顯著，貢獻大，決定優先推薦他上大學，并上報縣教育部門。公社還派干部到縣上協助習近平填報志愿書。1975年9月16日延川縣招生領導小組會議決定，推薦北京知青習近平到清華大學讀書。這樣，我們這屆公社黨委完成了習近平入黨、提干、推薦上大學三件事。
習近平在文安驛公社插隊期間，是一名普通知青，他能夠入黨是因為他符合黨員標準，表現好，具備入黨條件；他當支部書記是因為他能力強；公社推薦他上大學是因為他貢獻大。這些都是他自己努力奮斗的結果，不需要、也沒有任何人給予特殊的關照。我們只是履行了基層黨委、政府應盡的職責。
——白光興《“入黨、提干、上大學都是近平奮斗的結果”》
習近平，就是知青大軍中的一員。1969年初，他還不滿16歲就來到延川縣梁家河村，直到1975年10月離開這個小山村，人生最寶貴的青春年華，都是在陜北艱苦的農村度過的。這段插隊經歷，雖然使他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但這段人生歷練，卻是他一生中最寶貴的一筆財富。他念念不忘曾經養育他的黃土地，念念不忘陜北的父老鄉親，說明他既是有情之人，也是有心之人，是黃土地忠誠的兒子。
那批知青大都是共和國的同齡人，是新中國成立后教育出來的第一代青年，普遍有理想有抱負，普遍具有以天下為己任、為了國家興盛不惜犧牲個人利益的情懷。
習近平和其他知青一樣，都努力拼搏、積極奮進，為改變陜北老百姓生存境遇和生活狀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實事和好事。由于受其父親“問題”的牽連，他的這些熱情最初并未得到支持和肯定，甚至還受到漠視和懷疑。
知青剛進村不久，習近平到下驛村去看一個朋友，有人給知青組長石煥南反映：他是不是來搞什么“串聯”？以后，習近平多次申請入黨，卻遲遲得不到批準……“彭高習反黨集團”！在那個“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年代，這是一把看不見的殺人利劍，誰不害怕？！
在實現人生價值的時候，別人做事從“零”開始，習近平卻要從“負數”開始；別人可以平地建塔，他卻還得墊平腳下的坑，夯實基礎，才能開始建塔。然而，殘酷的現實沒有使他消沉，反而使他形成更為穩重頑強的性格，比同齡人更具有刻苦的學習精神和拼搏奮進的頑強意志。習近平和其他知青一樣，同農民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干一樣的農活。每一位知青的理想和生活方式不同，對農村生活的適應程度自然不盡相同。最初來到梁家河的時候，對艱苦的農村生活也有很多不適應的地方，但他能夠調整自己，很快就在農村扎下根，與當地農民打成一片，融為一體。他在陜北黃土高原留下了自己深深的足跡，同時也給我留下了許多美好的印象。他是真正腳踏實地融入農村的知識青年。
——曹谷溪《“陜北七年是近平一生最寶貴的財富”》
我們這一代人，特別是插隊下鄉這一代人，親身體驗過農村艱苦日子，親眼見過中國最貧困、最原始的生活。
對近平來說，他所經歷的，遠遠不止這些。在“文革”期間，父親被迫害，他被扣帽子、被歧視，被困在陜北窮山溝里，忍受著各種各樣的不公平。我們不難想象，近平所處的家庭環境，與插隊下鄉的艱苦生活比起來，會有多么大的落差。然而，近平在困境中完成了一次蛻變，實現了精神上的升華。他從一個迷茫的十五六歲的中學生，成為一個飽嘗人生酸甜苦辣的青年，胸懷為民謀福利的抱負，這就決定了他所走的人生道路的不同。
近平后來返回北京上學，又有了前途光明的工作，但他卻放棄了看似更平坦舒適的道路，反而下沉到基層、沉至社會實踐的最前沿去工作。一步一個腳印，每一步都走得很扎實、走得很充實。這是有大抱負、有大氣魄、有大本事、有大勇氣的人才能做出的選擇。
按照一般人想法，家里幫忙安排一個好工作，選擇又清閑又待遇優厚的公職，或者出國留學，甚至移民國外，享受高福利……做這些輕而易舉的事情豈不更好嗎?為什么要到又苦又累的基層呢?近平選擇走這條路，與他“為老百姓辦實事”的抱負是有直接關系的。
我們這個國家，正是因為有一批近平這樣的人——未必都是領導干部，可能是工人、農民、教師、醫生，無論是不平凡的人，還是平凡的人，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熱愛這個國家，愿意窮盡畢生為她而奮斗。所以，中國才會像今天這樣，有這么快的發展和這么大的進步，而且有這么美好的未來。
——王燕生《“近平在困境中實現了精神升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