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子情深：“近平把自己看作黃土地的一部分”
我往知青窯洞跑得多，身上總穿得破破爛爛的。近平看我平時穿得破爛，就經常把自己的衣服送給我。王燕生離開梁家河的時候，留給近平一件灰毛領的藍色大衣，那件大衣挺好的，近平很喜歡，平時常穿。我上師范學校的那年冬天特別冷，近平就把那件大衣送給我了，他對我說：“你把這個大衣拿上，到了學校又能穿又能當被子蓋。”到了師范學校，同學們都嘖嘖稱贊：“你這個大衣質量真好！”這件大衣陪伴了我很多年，我參加工作之后還在穿。
我去上師范學校的時候，近平還送給我30斤糧票，讓我出門在外用。在六七十年代，30斤糧票就是一個壯勞力一個月的口糧。其實那時候近平的糧食也不怎么夠吃，這些糧票對他來說也是很寶貴的。
……
近平離開梁家河以后，我們村里一個叫張志林的人，跟我打聽近平的情況，說要給他還錢。原來，近平從梁家河走的時候，村里還沒到年終結算。等到年底結算，會計算賬的時候，人口多而工分少的家庭，就要出糧錢（陜北方言，給隊里交錢），人口少而工分多的家庭，就要得糧錢（陜北方言，隊里給現金）。出糧錢的家庭把錢給會計，會計再把這個錢發給得糧錢的家庭。近平的工分多，年底又沒有分糧食，就要得糧錢；張志林家里娃娃多，工分少，要分的糧食多，就要出糧錢。會計為了賬面收支的平衡，就把近平一年的糧錢80元兌給了張志林家里，而張志林家里應該把這80元單獨交給近平，但是當時張志林家里非常貧窮，拿不出來這80元錢，并且近平上學也離開村里了，就這樣，張志林家里一直沒有機會把這個錢給近平，十分過意不去。現在張志林有錢了，一直想要把這個錢還給近平，他經常念叨，近平的這個錢救了他們一家人，欠賬就得還錢，不然良心上過意不去。我就勸張志林說：“你現在還給他，他也不會要。他幫助過的人太多了，你看看咱們村，哪一家他沒有幫過？你放心吧，他肯定不會有想法的。”70年代的80元錢可是不小的一筆錢，按購買力來算，大概相當于現在的8000元錢。
1993年，近平回到梁家河，鄉親們熱情地招待他。我們一起吃飯，近平囑咐了很多事情，我一直在旁邊聽。近平主要說了，山上要治理，河里要打壩，山上要種經濟林，還要種果樹，要把地打平，好提高產量，要解決肚子吃飽的問題，還要解決文化問題……方方面面的事情，近平都講了很多。從始至終，他最關心的始終是基層群眾的生活。
——武暉《“近平既一心為民辦事又善于為民辦事”》
1994年，我修窯洞的時候，被窯洞頂上掉下來的一塊石頭砸了右腿，因為沒有及時治療，右腿后來就患上了骨髓炎。等到病情嚴重，我才到醫院去治療，花了好幾千塊錢，還是沒有治好。
那時我修窯洞，本來手頭就很不寬裕，這治病又花光了我所有的積蓄，還欠下很多外債。而且，因為病沒治好，腿的病情也一天比一天重，后來到了嚴重的時候，走路已經不能受力了，需要拄拐。
當時，我真是走投無路，再不治療，恐怕就活不久了，我的妻子兒女可咋辦呀？實在沒辦法了，就想到向近平求助，給他寫了一封信。讓我沒想到的是，近平直接就給我寄來了500塊錢的路費，讓我到福建去治病。我接到這個匯款啊，心里特別感動，眼淚都快流下來了。我是第一次離開梁家河，第一次出這么遠的門，從延安坐火車去福州。好不容易到了福州，見到了近平，近平安慰我，說不用擔心，我這心里頓時百感交集。這次，近平真是救了我的命。
近平很快就聯系醫院幫我治療。他平時工作很忙，經常下基層，但他只要在福州市里，差不多每天晚上都會到醫院來看望我。
有時候，我心里覺得不安，我問起他醫療費的事，近平對我說：“侯生，給你治病，花多少錢我都愿意。”其實我心里清楚，90年代初，咱們國家普遍工資都挺低，近平的工資也并不高，他沒有多少積蓄。給我看病花的這些醫療費，大多都是彭麗媛老師的錢。
我在福建治療，腿當時恢復得不錯，可以出院了。但是我不知道花了近平多少錢，大概有幾萬塊吧，我當時也無力還給他，即使給他，他也不會要的，我只有把這件事記在心里。
我回到梁家河之后，又過了幾年，沒想到病情又復發了，這次更為嚴重，腿保不住了。1999年10月底，我在山西做了截肢手術，近平知道這個事情后，又替我支付了所有的醫藥費。轉年，我到福州去看望近平，表達我對他的感謝，那時我已經用上了假肢，走路一瘸一拐的，但是身體已經恢復得很好了，精神很好。近平見到我，非常關心地俯下身體，看我的假肢，還用手反復摸，好像是看看這假肢的質量好不好。之后，近平很高興地對我說：“侯生，你的大難過去了，咱們一起合影留個紀念吧！”
我現在生活挺好的，兒女也都長大了，他們現在都到外面工作了。每次家人聚在一起的時候，我就會對他們說：“我的這條命可是近平救下的！”
2015年2月，近平回到梁家河的時候，還到我家里坐了一會兒。當時他一進到這間熟悉的窯洞，就像到了自己家一樣，很自然地坐在炕邊。我也坐在炕邊，跟近平拉話，拉這農村的變化，拉現在的生活。曾經點著煤油燈看書到半夜，經常熏得臉上都是黑的近平，最關心的永遠都是大家過得怎么樣，吃的、穿的、住的條件如何。他的心總是和我們老百姓在一起。
——呂侯生《“近平給我治腿病”》
有句話叫“人微言輕”，是說身份普通的人說話沒有分量，不被人關注。但在近平這里，根本沒有這回事，在他眼里就沒有貧富貴賤的分別，他認為每個人都值得尊重。近平與人交流、談話的時候，即使對方是再窮的人，他也全神貫注地聽。凡是和他交談的人，都會覺得心里很溫暖。他不像有些人，見了窮人就扭過頭去，熟視無睹，麻木不仁。我們村有位叫王翠玉的北京知青，被招工后在送別會上稱贊習近平說：“在習近平眼里，沒有高高低低，沒有看得起誰，看不起誰，他待人講話，總是面帶笑容，總是很和氣。這是很不容易的！”近平把自己看作農民，看作是黃土地的一部分，這個認識從他下定決心在梁家河大隊挑重擔時和我的一次談話中也充分體現出來。
1973年后半年，近平在趙家河當社教干部，有一天他回到梁家河，吃飯的時候他問我對將來有什么打算。我說：“我還是想上大學。”當我問他的想法時，近平說：“我1974年不上大學了。”我感到很突然，問他說：“1974年招考工農兵學員，可是個難得的機會，你為什么不上了？”近平說：“我到梁家河畢竟好幾年了，老鄉對我不錯，我不能就這么走了，得幫助老百姓做點事兒。”近平當時正在趙家河村參加“整隊”工作，地區革委會要求全區各縣農村要“三變五番，大干快上”，很多事情正做得熱火朝天，近平也積累了不少農村工作經驗。他當時考慮，離開趙家河以后，回到梁家河為村里做些實事，帶領老百姓把糧食產量搞上去，為這片土地盡自己的綿薄之力。這個想法是正確的，但從個人角度來說，上大學機會也是很難得的。特別是當時已經到了“文革”后期，周恩來總理通過做工作，促使大專院校招生政策有了一些變化，可以從基層招收大學生，我們這些知青就有了上大學的機會。當時的政治形勢還是比較復雜的，未來招生政策很可能會有反復，1973年那年招生就因為張鐵生的一封信，招生條件和方法就作了好大調整。如果哪天說不招生了，沒走的人也許就走不成了。于是我勸近平說：“近平，你可要想好了，74年這是個機會。萬一將來有什么變化，不再允許招生，你可就上不了大學了。”近平說：“走不了我就在這兒待著吧，我本來就是個農民！”
40多年以后的一個機會，近平和我談起當時他的思想轉變過程。他說，當年他思想上準備在陜北當一個農民，并非虛言。當他下決心回梁家河挑重擔前，曾長時間躺在土地上，望著藍天，下決心像父兄一樣好好在農村干一場，這輩子就當個農民吧！
我現在分析近平當時的心境：一方面，他確實認為陜西是他的故鄉，也是他的父兄戰斗過的地方，覺得成為一個陜北勞動人民是很自然的事；另一方面，他對陜北這片土地已經產生了深厚的感情。近平當時家里壓力很大，習老無端受迫害，他們兄弟姐妹幾個在政治上都受到歧視，天各一方。當時很多人都用異樣的眼光看他，但梁家河村民卻毫無保留地接受了他、尊重他。他在黃土地上埋頭苦干，老百姓對他很認可、很信任。老百姓保護他、愛護他，讓他當家帶領大家向前闖。他深刻認識到，是陜北老百姓養育和培養了自己，應該有所回報，要為梁家河做點事。
——雷榕生、雷平生《“近平把自己看作黃土地的一部分”》
基建隊的工作，包括修建淤地壩等農田基本建設，隊長叫武玉華，是個典型的陜北男子漢，剛強、能干。那時候，他的婆姨、孩子和他一起都在基建隊勞動。他的孩子叫“靈娃”，名字好聽，可惜智力上稍有缺陷，當地話就叫“半憨憨”。靈娃干活挺好，能頂半個勞力，他家里帶他來勞動，掙個半工，5分6分。但他說話做事都不十分明白，還喜歡惹事，有時候經常亂來，在別人身上抓一把、擰一把、推一下，亂開玩笑，經常說出話來不知深淺惹出麻煩。村里很多人也經常拿他開心，逗他出丑。也有人被靈娃惹得惱了，與他發生沖突，輕則罵上兩句，重則發生肢體沖突，尤其是靈娃媽不在場的時候，個別人趁機擰他幾下、打他幾下、罵他幾句，這個情況都是有的。靈娃媽每次發現靈娃被欺負了，既難過又氣憤，問他：“誰欺負你了？”有時他說得清楚，有時說不清楚，靈娃媽氣得不行，經常為靈娃與別人發生糾紛和不愉快。
我們這些知青到基建隊以后，武玉華和靈娃媽都有些擔心，生怕靈娃和知青們發生沖突。因為知青都是大城市來的小伙子，萬一靈娃惹到知青發生沖突，傷了誰都擔待不起。尤其是當他們知道近平是大干部的孩子，就更擔心了。當我們來到勞動現場的時候，靈娃媽就緊緊地拉著靈娃，不讓他亂說亂動，怕他惹出事來。讓武玉華和靈娃媽沒想到的是，近平在基建隊勞動過程中，一直對靈娃都很和氣，不僅沒有發生過任何矛盾，而且始終都是笑瞇瞇地對待這個孩子。
那時候，男知青基本都抽煙，勞動中間休息的時候，近平坐在土坎上卷上一支“大炮”，靈娃經常是上去一把就給搶走了，近平對此從來都一笑置之，對靈娃從沒有過疾言厲色。我們知青和基建隊老鄉把這些事看在眼里，武玉華和靈娃媽對此也非常感動，大概之前還沒有誰對他們孩子這么寬容、和藹。近平這個大干部家的孩子到了基建隊，原以為靈娃會惹到他，鬧出點事情，闖出點禍來。但沒想到，有近平在這兒，靈娃反而不受欺負了，愉快自如多了。
幾年以后，近平經群眾推薦、組織選派要去北京上大學，臨行前與大家告別。武玉華和靈娃媽哭得最傷心。他們和近平一起勞動，互相幫助，近平對他們的孩子靈娃也很親切。這對陜北夫婦非常重感情，此時就好像自己一位親人要遠行一樣難過。根據我們的朋友武暉（也是武玉華的侄子） 跟我轉述，1993年，近平第一次從福建回到梁家河看望鄉親們的時候，武玉華已經去世了，剩下靈娃媽和靈娃兩個人度日，生活十分困難。近平知道靈娃家的情況后唏噓不已，還給他們母子倆留了一些錢。
近平這個人，心地非常善良。按陜北人的說法，很“仁義”。他在梁家河，對貧下中農，對老人、兒童、殘疾孩子，都是一片愛心，真誠相待。作為一名外來的北京知青，他給鄉親們留下了特別深刻的印象。
——雷榕生、雷平生《“近平把自己看作黃土地的一部分”》
有一次，我和近平一起到文安驛公社趕集。近平那個時候經常熬夜用煤油燈看書，所以他是計劃到文安驛去買些煤油，再買些煙。那時候我們經濟上比較窘迫，手里的錢很有限，只能買最便宜的“經濟煙”卷煙，9分錢一包，9毛錢一條。不成想剛剛到公社院外，我們碰見幾個老鄉，他們對近平說：“集上有個討吃老漢，說是你爸爸原來的衛士。他從綏德、米脂一路討飯下來到文安驛，聽說你在這兒，要來找你呢！”近平說：“那我去看一下。”當時我也沒在意。結果，過了一會兒，文安驛集上就轟動了，有從集上過來的人說：“剛才，習近平在街上，碰見了討吃老漢，說是他爸爸過去的衛士。他就把身上的錢、陜西省糧票、全國糧票，都掏光了，給了那個老漢，還把外套也脫下來給了人家！”
當時我聽到這個事情，心頭感到很震動，這是他的行為第二次使我感動。在那個物質極為匱乏的年代，糧票是很重要的。你要是有1斤陜西省糧票，買玉米面就9分錢，如果沒有糧票，那就是另外的價錢，會貴很多。當時近平的經濟也很拮據，錢和糧票并不多。我知道那時他家里也沒有余力給他更多支持。那時已是陽歷九十月份，陜北已經開始冷下來了，近平竟然把衣服也脫下來給了那乞食老漢。近平這樣做，可以說是傾其所有、傾囊相助了。古人贊美慷慨助人、仗義疏財的人有“解衣推食”之說，即脫下自己的衣服讓給別人穿，讓出自己的食物給別人吃。而近平在自己身處困境的時候，仍能夠做到對乞食老漢“解衣推食”，他的人格和胸懷令人感佩。
近平從集上回來在公社外和我們會合的時候，我問他事情經過，近平說：“那個老漢說他是我爸爸過去的衛士，我看他很困難，從綏德上面一路乞討下來，心中不忍，就把錢和糧票都給他了。”我說：“你都給人家了？”他說：“都給人家了。”我說：“這下，煤油和煙也買不成了。”
回到梁家河，我跟近平又談起這件事，我問：“你當時有沒有問那個老漢是真的假的呀？”近平跟我說：“他能叫得出我媽媽的名字，能說得上我姐姐的名字，此外還有一些事情，他說的也都對得上。”聽到近平介紹這些情況，我就多問了一句：“近平，他不會騙你吧？”近平坦然一笑，說：“我現在是個普通農民，他騙我什么？他不會騙我的。”聽到近平這么坦誠地說，我十分感動，肅然起敬。近平對這位貧窮老人的這種理解、這種信任，這種古人所言“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的情懷，毫無保留傾囊相贈，真是常人所不及，也是難能可貴的。
——雷榕生、雷平生《“近平把自己看作黃土地的一部分”》
近平和我們相處得可好了！他管我媽叫“干媽”，我媽特別喜歡他，覺得這后生知書達理，有文化，家里有啥好吃的都想著“給近平端去點兒”。
我們有了娃娃之后，知青就不在我家住了。有空的時候，近平就來我家里轉轉，看看我家里的老人，抱抱我家里的娃娃。
平時，近平很喜歡小孩，也經常帶我家的娃娃一起玩，我家的幾個娃娃都跟他感情非常好，成天跟著他玩。1975年，近平走的時候，我的大女兒6歲了，娃娃不懂事，一直哭，拉著近平的衣服，不讓他走。
——劉金蓮《“近平干活跟咱農村人一樣”》
近平那時還在村里辦了個夜校，這個夜校當時是全縣做得最好的，后來成為縣上的試點，叫“趙家河村青年夜校試點”。這個青年夜校和村黨支部的生產會不一樣，生產會是打鈴集合，我們是吹哨集合的。我們總共有二三十個年輕人，每天都去參加近平辦的“青年夜校”，都在隨娃（即武剛文） 的窯洞里集合，那時那個窯洞沒有炕，中間有一個很長的石條桌子，就像現在的會議桌一樣，大家都擠在這個石條桌子周圍。每天晚上，點起煤油燈，近平就給我們講課。
我是文盲，沒念過書，我們很多人都不識字，近平就教我們認字，教我們寫自己的名字。他問清楚每個人的名字，就幫我們寫下來，再一筆一畫地教我們自己寫。我會寫自己的名字“高小梅”，就是近平那時候教給我的。
那時候干了一天的活，天黑了以后還到夜校這里來，卻一點都不覺得累，心里可高興了。年輕人都有精神，近平也不累，每天都給我們講課，教我們識字，還教我們唱歌跳舞。近平那時候經常說的一些話，我現在還記得。他說：“火車跑得快，全靠車頭帶。”意思就是要充分發揮黨支部的作用。他還常說：“打鐵還需自身硬。”意思就是，正人要先正己，要求別人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
——高小梅《“近平教我寫名字”》
記得，近平到趙家河來，是在我家吃的第一頓飯。他來之前，我就想，人家是北京的娃娃，到咱趙家河這窮山溝了，第一頓飯，算是接風，咋也得讓人家娃娃吃好。
當時，每家每戶一年才分到幾斤白面粉，那一年分的白面我一直沒舍得吃，攢起來了。近平來的那天，我就把這些白面拿出來，搟了面條，給他煮熱湯面吃。煮面的時候，我又在鍋里打了個雞蛋，這是我家自己喂的雞下的蛋。我把熱湯面煮好，盛在一個白瓷碗里，給近平端了過去。
近平吃飯的時候，我就把自家的娃娃趕到窯洞外面去耍。要不然，娃娃站在旁邊看，大人看娃娃可憐，給這個分一點，那個分一點，飯也吃不好，所以我就不讓娃娃到跟前來。那頓飯，近平吃得可香了，他吃飯很慢，細嚼慢咽的。
近平邊吃邊說：“嫂子，你做的這面條真香！”我說：“你吃著香就好，多吃一點，吃完再給你盛。”
近平吃完這一碗，我又給他盛了一碗。吃完以后，我問他：“吃飽了沒有？”
近平說：“吃飽了！”
近平從兜里掏出來糧票和錢塞給我，我說什么也不要，他拗不過我，就走了。等他走了以后，我去收拾桌子。拿起碗后，我才發現碗底下壓了1斤2兩糧票和3毛錢。那時候，這些糧票和3毛錢，可是超過這兩碗熱湯面幾倍的價值了。
——聶瑞蘭《“近平把糧票和錢壓在了碗底下”》
1973年，我們打了一冬天的壩。開春的時候，天還很冷，黃土凍得很結實，還要用炮炸開凍土。誰料，突然有一天出了意外。放炮的時候，一大塊凍土疙瘩從山上掉下來，把一個社員的腿給砸了，當時他就走不了路了，大家說：“哎呀，可能是骨折了！”
近平趕緊組織大家把這個社員抬回村里，先放到窯洞的炕上，讓他休息。近平又連忙安排人聯系縣上，讓縣上派人來接這位受傷的社員。出去聯系的人，先到鎮上，再到縣里，需要很長時間。這段時間，近平就一直在這社員家門口等著。我們說：“近平，你回去休息一下吧。”近平擺擺手說：“不用。”受傷的社員在窯洞里面受罪，派出去聯系的人又緊著不回來。近平是既著急，又心疼。
他就在這個受傷社員的窯洞外面走過來走過去，走了很長時間，足足有幾百趟。那次，近平可真是急壞了。好在，這個社員及時得到了救治，腿完全治好了，也沒落下什么毛病。后來我們村里人議論這事說：“近平這娃心眼兒好呢。”當時，近平是我們村的駐隊社教干部，是村里的領導，但社員受了傷，咱同村的人也沒有他那么著急。他把咱群眾的安危放在心上，咱不能忘。
——趙福有《“可把近平急壞了”》
1975年，縣上分了一個清華大學的名額，我們延川縣委會議推薦近平去上學深造。近平走的那一天，沒有任何人組織，我們村上的男女老少一大早都到近平的窯洞門口，準備送他。近平還沒有起床的時候，門口就已經站滿了人。近平起床后，一推開窯洞門，看到大家都來送他，先是吃了一驚，接下來就非常感動。他說：“我沒想到大家這么早都來送我！”村里人說：“近平，你是咱梁家河的好后生，你上北京那么遠，我們肯定要送你呀！”說著說著，有幾個婆姨掉下了眼淚。忽然，人群中有個人喊了一聲：“哎呀！你咋來了？”原來，我們村上有一個叫石玉兵的殘疾人，雙腿行動不便，平時不怎么出門，他拄著雙拐，一步一步地挪過來要送近平。近平趕忙走過去拉住他的手，當時就下淚（陜北方言，流淚）了。我和近平朝夕相處幾年時間，流血流汗，再苦再累，遇到再大的困難，我沒見他下過淚。這次，是我見過的他唯一一次下淚。
村里人把近平送出很遠，他一再讓大家回去，大家才依依不舍地和近平道別。我們都記得，近平給村里人說：“大家都回去吧，我會回來看你們的。”
最后，我和10多個社員一邊走，一邊拉話，一直把他送到縣城。當時，我們村上有個人叫呂能勝，他在縣城工作，我們十幾個人就在他的住處待了一整夜。那一夜，我們都沒有合眼，就拉話、聊家常，近平囑咐我們村里的工作以后要怎么干，怎么安排。他跟我們說，要大搞農田基建，以后平地多了，收入大，山洪問題、口糧問題能解決，溫飽問題能解決……每個方面他都講得很細致，好像哪里都有他放不下心的地方。
第二天早上，大家都說留個紀念吧，就你3毛、我5毛地湊了5塊5毛錢，去照相館照了一張相。
我還是舍不得近平走，又一路陪著他，把他從延川送到了延安。誰也不會想到，當年送出去的大隊黨支部書記，現在是咱們黨的總書記。
近平雖然不能經常回來，卻沒有忘記梁家河，經常寫信回來，詢問梁家河的情況，掛念梁家河的鄉親，也給我們講他自己的情況，還給我們寄他的照片。我們也都很惦記他，男女老少都念叨：近平啥時候能回咱梁家河看看呀？
1993年，他終于回來了一次。聽到風聲的人，都趕來了，見到近平都親得不行，握手的，拉話的，就像是親人回家一樣。
2015年2月13日，近平再次回到梁家河。真沒想到，時間過得這么快，轉眼之間，距離我們送他去上大學已經40年了。看著近平挨家挨戶地看望鄉親們的身影，看著鄉親們圍著他拉話的場景，我想起了40年前他離開梁家河的情形，大家也是這么圍著他，拉著他的手。我心里默默地想：40年過去了，近平這次回來，實現了他要回來看梁家河父老鄉親的諾言。
——梁玉明《“近平敢說敢做敢擔當”》
